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解析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的區別）

最近在看《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這本書，作者在對我國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趨勢進行預測時提到，“經濟上最核心的變化將是從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轉變為以政府為輔助的全面自由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相對應的是，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將逐步“從正面清單過渡到負面清單”。

這讓我聯想到卓克老師前幾年在直播課中所講過的內容，科技創新模式分為“白名單模式”和“黑名單模式”。“白名單模式”相當于“法無授權不可為”，是一切與科技創新相關的行為需要經過審核和允許后方能進行；而“黑名單模式”相當于“法無禁止即可為”，只有發現了違法行為才制止，其他沒有發現或者壓根不知道的其他所有行為則默認合法。

在我有限的認知范圍里，正面清單一般列舉的是鼓勵個體去做的事，相當于白名單；負面清單一般列舉的是禁止個體去做的事，相當于黑名單。

從表面上看，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是互補的關系，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但后者往往比前者的適用范圍更寬，包容性也更強，可以用“嚴管厚愛”來形容。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能看出二者在適用范圍上的差別。比如我們不想被某個電話騷擾時，可以通過手機通訊錄提供的黑名單功能來攔截；又或者不想接收某人的聊天信息時，可以使用微信提供的“拉黑”功能，順便連朋友圈一起屏蔽。除此之外，我們和其他聯系人甚至陌生人的正常交流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那如果手機通訊錄或者微信提供的是白名單功能呢？我們在接聽電話和加微信好友以前，先得提前把通訊錄里關系親近、值得信任的聯系人逐個添加進白名單中，手機就會自動攔截或者屏蔽其他聯系人和陌生人。

盡管白名單功能最大限度減少了被陌生人隨機騷擾的可能性，但無形之中把我們局限在很小的熟人圈子里。在社交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使用這種功能跟與世隔絕沒多大區別——估計只有像政要、明星、間諜或者逃犯之類有特殊需求的人，可能才用得上，但前提是他們不需要親自叫外賣和收快遞。

由此可見，黑名單（負面清單）是“寬進嚴出”，打擊面小，覆蓋范圍更廣；而白名單（正面清單）是“嚴進嚴出”，打擊面大，覆蓋范圍較窄。

像前面提到政府在管理經濟時，如果從正面清單逐漸過渡到負面清單——縮減政府審批范圍和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就能增大市場開放程度，擴寬行業準入范圍，使投資環境更加公開透明，進而能夠增強外資信心，鼓勵和吸引更多外商來華投資。

相比正面清單，負面清單給予市場參與者的自由度明顯更大。但作者同時也指出，“在金融領域里，負面清單式的自由比起正面清單的自由，常常更具破壞力”。

作者還提醒我們，絕對的金融自由化不僅會引發腐敗，還常常導致金融危機，需要對金融行業的天然風險保持高度警惕。

對國家、企業來說，不管是使用正面清單還是負面清單，確實需要全面綜合地考慮風險和收益，權衡好利弊問題。

但對我們個人來說，負面清單往往比正面清單更有積極意義。正面清單往往提供未來努力的目標和方向，讓人看到自己好在哪里，在增強信心的同時，也可能導致自我膨脹——比如我們把需要做的事或者自身的優點、長處列入正面清單。

而負面清單是對過去所犯錯誤和教訓的總結，讓人看到自己壞在哪里，有助于反思和自省——比如我們把不需要做的事或者自身的缺點、短處列入負面清單。

就人的本性而言，負面清單有助于我們保持警醒和自律。類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之類的名言警句，就屬于負面清單式的提醒。

只不過和制定正面清單相比，制定負面清單明顯困難得多。畢竟說自己“壞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要克服虛榮心的影響，還得具備一定的洞察力。

雖然成功難以復制，但錯誤可以避免。在個人成長的路上，我們不能光靠正面清單指路，還得靠負面清單避坑。